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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探究

時間:2019-08-23 來源:青島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作者:楊洪霖 本文字數:8880字

  摘要:拉康在《被竊的信》研討班中應用“三界說”做了最具代表性的批評實踐。他將充滿誤認的想象界、符號主導下的象征界與不可知的實在界分別與盲目自信的王后/大臣、識破符號象征價值的大臣/迪潘和無序無知的國王/警察相對應, 在文本內搭建起文學場域內的三界, 從而揭示出真正的主體正是那封信。

  關鍵詞:拉康; 三界說; 《被竊的信》; 精神分析文學批評;

  作者簡介: 楊洪霖 (1993-) , 女, 山東淄博人, 北京科技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201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收稿日期:2018-10-24

  Lacan's Three Order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YANG Hong-l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Lacan applied the three order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urloined Letter,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riticism.In thi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he has related the misrecognized Imaginary, symbol-dominated Symbolic and unknowable Real respectively to the over-confident Queen/Minister, the well-informed Minister/Dupin and the ignorant King/police.Through the comparison, Lacan has built up a literary three orders within the text, thus revealing that the letter is the real subject.

  Keyword:Lacan; The Three Orders; The Purloined Letter; Psychoanalytic Literary Criticism;

  Received: 2018-10-24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是自精神分析創始人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以來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學家。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口號帶領下, 拉康結合西方現代哲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理論, “試圖‘重新闡述’弗洛伊德學說使其重心轉向作為主體的‘人’, 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及人與語言的關系”[1]204, 由此把精神分析學推向了后現代主義階段, 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理論思想家之一。

  一、一句話概說

  “三界”是指“想象界 (the Imaginary) 、象征界 (the Symbolic) 和實在界 (the Real) ”三種秩序, 是拉康為了科學地解釋主體的心理結構而提出的理論框架。其中想象界是指人的主觀領域, 是個體幻想與誤認的綜合;象征界是支配個體生命活動規律的一種社會秩序;實在界則是脫離語言象征秩序的一個無序無知的領域。“三界”并非單一的此界與彼界, 而是相互依賴、相互轉換的共同體。它們在主體身上“共時性地”發揮作用[2]391, 從多個維度建構起一個完整的主體。

  二、“三界說”國內研究綜述

  “三界說”, 又常被國內學者稱為“主體理論”, 是拉康學說在中國最負盛名的概念之一。三界研究始于20世紀末, 初期多為引介性文章, 如1987年《拉康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3]35對拉康生平、核心思想及影響做了介紹, 而后學者們分別從鏡像階段、俄狄浦斯情結、無意識與語言理論等更具象的角度解讀三界, 使其概念逐漸清晰也日漸被學界接受。進入21世紀, 學者對拉康的主體研究進一步深化, 同時出現了對拉康文學批評的關注, 如何寧梳理了拉康對《竊信案》的文本構建[4]137, 方漢文則評論了拉康的《哈姆雷特》新解[5]32等。近十年, 國內學者對三界說的應用更加成熟, 更多地將其與文學文化、電影批評、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教育教學等結合。但較之于拉康三界說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 國內在挖掘其內涵深度與梳理其與文學批評的關系上力度尚顯不夠。因此本文旨在詳細闡述三界說的基本內涵, 通過剖析其在《被竊的信》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評實踐, 探討三界說在文學批評領域內的應用。

  三、三界的基本觀點

  (一) 想象界

  1936年, 拉康在《鏡子階段》一文中, 首次把“想象”作為名詞實體來使用[6]82。1953年, 在《象征、想象與實在———1953年在SFP的就職演說》中, 拉康第一次提出象征界、想象界與實在界是人類現實的三大基本轄域的概念, 并首次把這三個截然不同的轄域對質起來。由此, 想象界成為構成拉康思想中心的三維世界之一, 與象征界和實在界相對。

  想象界是自我的領域, 是一個“由感知覺、認同與統一性錯覺”所構成的“前語言階段”[7]44。想象界的基礎是鏡像階段中自我的形成。鏡像階段是指嬰兒在6至18個月間逐步辨認出自己鏡像, 從而獲得身份的同一性、形成自我的過程。嬰兒剛出生時沒有自我意識, 在大約6-18個月中的某一時刻, 嬰兒會突然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鏡像, 由此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完整的存在[8]55-56。同時嬰兒發現自身肢體的運動可以控制鏡中影像的運動, 這使在現實世界無力掌控自己身體的嬰兒體會到一種“完整感和掌控感”[7]36, 從而使他體驗到快樂。但這只是主體的一種幻覺與誤認, 因為鏡像并不等同于嬰兒自己。“鏡子階段本身即是一個自我誤認的時刻, 是一個被虛幻的形象所迷困的時刻。因此, 將來和過去都植根于一種錯覺之中”[9]80-81。

  想象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鏡像階段的誤認。拉康認為, 自我是被建立在整體性與主人性的虛幻形象基礎之上的, 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維持著這種一致性與主人性的幻象[7]37。

  雖然想象界源于幼兒對他“鏡中之我”的經驗, 但遠遠深入到了成人對他人和對外部世界的經驗:“凡有誤識出現, 無論是主體內部、主體和另一個主體之間, 或主體與事物之間, 必是為想象界所支配”[10]507。

  (二) 象征界

  象征界是支配個體生命活動規律的一種社會秩序。嬰兒通過習得語言的過程, 與他人及現有的文化體系建立關聯, 最終確立主體, 由自然人變成文化人。“象征界的作用就是實現人的社會性和文化性, 以及使人的性與侵略本能規范化”[3]37。

  “俄底浦斯情結”是幼兒從想象界進入象征界的入口。與弗洛伊德強調弒父情結和壓抑性欲不同, 對拉康而言, 俄底浦斯情結時期是“幼兒通過意識到自己與他者及外界的區別而逐漸使其自身獲得主體性的時期”[11]41。拉康把俄底浦斯情結分為三個階段:

  1. 母-子二元關系階段:

  此階段只存在母子二元關系。嬰兒欲望成為母親的一切, 即母親的菲勒斯1。為了實現欲望, 他將自己認同于菲勒斯。這一階段的幼兒尚未成為主體, 而只是母親的一種延伸或者附件, 是一種欠缺和虛無。

  2. 母-子-父三元關系階段:

  這個階段父親介入二元關系, 幼兒意識到父親才是母親的欲望對象菲勒斯, 由此否定了他成為母親欲望對象的企圖, 此時幼兒遭遇了第一次禁忌, 即父法。父法即“支配了所有社會交換形式的一些基本結構”[8]236。

  3. 父-子二元關系階段。

  這個時期俄底浦斯情結正式衰退, 幼兒放棄之前的欲望, 開始認同于父法, 實現了幼兒與父親的“二次同化”。自此, 幼兒正式確立了主體, 從自然狀態進入到文化的象征秩序中, 即進入了象征界[11]42。

  拉康認為, 社會文化與語言象征在主體形成前早已確立, 因此當主體進入其中時, 必受其矯正, 按其規則成型。語言與文化在控制主體的同時, 也使主體與自我分離, 在語言中建立起“象征的我”, 這個分離過程正是無意識的成因。

  (三) 實在界

  實在界是拉康三界中最模糊、最難理解的一種秩序, 因為它在拉康的思想發展中經歷了多次變化。據伊萬斯稱, 早在1936年出版的一篇論文中, 拉康已經把實在這個術語當作名詞來使用了[6]185。但是直到1955年的第三期研討班報告, 這個概念才真正在拉康的思想中得以確立[12]58。

  實在界在本質上是一個“無”, 一個充實性的非存在, 一個不可能的可能性, 一個只能在語言中現身但卻不可能為語言所真正言及的東西[2]440-441。實在界最大的特點是不可能性和不可知性, 但卻是真實存在的。只是這種存在并不是客觀世界的現實或對象, 而是一種絕對他在, 即無“有”之在, 因為他總是以“效果的形式、以不完整的面目”呈現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2]441。所謂的實在界是“不可能的”, 實際意味著實在是“不可象征化的”。正如拉康所說, 它乃是“完完全全抗拒符號化作用之物”[13]145。

  實在界常與“創傷” (trauma) 的概念相聯系。創傷是指主體體驗到無法理解并無法同化的刺激, 只能暫時壓抑其至無意識。但日后某個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會重新激活這個刺激, 將其帶回意識, 在現實的象征界產生“莫名其妙”精神紊亂[7]113。拉康認為, 創傷是“實在”的, 因為它始終無法被象征化[13]111。這就如同生活中無論我們如何試圖去把我們的煩惱和痛苦訴諸語言, 亦即使其象征化, 總會有某種東西殘留下來[7]113。換言之, 總是存在著某種“無法經由語言而轉化的剩余”, 這個剩余部分就是實在界。

  實在界也常被聯系于“享樂” (jouissance) 的概念。作為能夠滿足和實現欲望的東西, 享樂是人類體驗的極限。但享樂卻只存在于體驗中, 無法言說, 這與實在界的不可言說性有異曲同工之意。更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假定了享樂的存在是我們所缺失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將其歸因于大他者2 (猶太人、黑人、吉普賽人或同性戀者) , 認為是大他者在過度享受從我們這里偷走的享樂[7]123。

  四、三界說與《被竊的信》

  拉康《關于〈被竊的信〉的研討班演講》 (Seminar on“The Purloined Letter”) 是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的絕佳范例。

  《被竊的信》 (The Purloined Letter, 1845) 是美國作家埃德加·艾倫·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的“三角形小說”———偵探“迪潘”三部曲的完結篇。故事可概括為兩個場景:第一個場景中, 王后正在皇宮內院讀一封秘信, 這時國王與大臣進入。為不被國王發現, 王后故意將信放在桌子最顯眼處, 信果然沒有引起國王的注意。但一切卻被大臣發現并明目張膽地把信換走。王后看到大臣拿走自己的信, 卻不敢在國王面前聲張, 只能任由大臣偷走了這封信。第二個場景中, 王后命令警察找回這封信。于是警察暗中搜查了大臣家的角角落落, 卻一無所獲。原來大臣為了轉移警察的注意力, 也故意把信放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 果然完美地瞞過了警察。但這一切卻被偵探迪潘識破, 成功地偷換回了這封神秘信。

  在拉康分析的分析中, 第一個場景被稱為“原初場景” (primal scene) , 即一個可供不斷回復的場景, 同時為后來場景提供支點;第二個場景為“重復場景” (repetitive scene) , 因為第二個場景可以被看作是原初場景的重復。拉康指出, 兩個場景中主體的位置可以根據三種不同形式的“瞥見” (glance) 來界定:第一瞥是什么也沒看見的一瞥, 這是原初場景中的國王, 和重復場景中的警察;第二瞥是看見第一個人什么也沒看見, 并且知道第一個人是因為自己所隱藏的秘密而受騙的一瞥, 這是原初場景中的王后, 和重復場景中的大臣;第三瞥是從前兩次觀看中看到了所要的東西毫不遮掩的放在那里, 誰要拿走就拿走的一瞥, 這是原初場景中的大臣, 和重復場景中的迪潘。

  由此, 我們得到了一對重復的三角結構:

  而這對三角結構, 恰好與他的三大秩序 (即:想象界、象征界與實在界) 完美對應:

  拉康將第一個位置上的國王和警察與實在界相聯系:“對于實在來說, 無論我們能給那里帶來怎樣的動蕩, 它總是在那里, 而且不管怎樣都在其位置上, 它將這個位置粘在自己的鞋底上帶著走。”[14]17國王和警察“關于實在 (real) 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14]17, 他們要尋找的必須是那封帶著發信人署名、寫給王后的絕密之信。如果“用另一種顏色蓋在封印上的一個不同的印戳, 信封上地址的另一種特色字跡, 都是最不可破獲的藏物地點。如果說他們停留在了這封信的背面, 那是因為這封信對他們而言除了這個背面就沒有別的面了”[14]18。因此國王和警察無法注意到發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情。

  第二個位置上的王后和大臣屬于想象界范疇。在這個位置上的主體看到了第一個位置對事情的發生是盲目無知的, “因為第一個人將他的頭埋進了沙子里”, 所以王后和大臣“自以為穿著隱身衣 (invisibilite) ”, 相信被隱藏起來的真相 (即信的秘密) 可以一直被隱藏下去。可以說, 第二位置主體對信產生了一種自戀性的關系, 并誤認為自己可以擺弄并控制這個對象。但事實上, “第三個人卻在他的背后安心地拔他的羽毛”[14]10。

  第三個位置是象征的位置, 即原初場景的大臣和重復場景的迪潘。他們完全清楚前兩個位置發生了什么, 并且知道自己該如何行動。拉康認為“被藏起來的東西從來只是‘不在其位置上的東西’, 因為人們可以言說的只是這個東西, 這個可以改變位置的東西, 這個象征的東西”[14]17。而真正重要的是受象征秩序的指引而具有的符號價值。在這里, 信的內容和形式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封信對于王后及“最高階層的人的榮譽造成的問題”所產生的意義, 它已然變成了一個符號, 一個象征。“正是因為迪潘考慮到了真理和符號, 他才看到了該看到的東西”[14]202。在拉康看來:“既不是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也不是信的內容, 而是信所在的位置決定了每個人物接下來要怎么做。”[15]87因此“信”才是文章真正的主體。但又由于信的內容在整個交換過程中都是未知的, 所以這封信被拉康看作是一個沒有所指的能指。而正是“能指不斷地把主體寫入象征秩序之中”[7]67。

  拉康的解讀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解構主義理論創始人雅克·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曾于1975年發表《真理的供應商》 (The Purveyor of Truth) 一文對拉康在此文中的觀念進行了批評。德里達認為, 拉康從故事中提取的兩個場景:國王-王后-大臣;警察-大臣-迪潘的三元結構, 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因為故事始終是以迪潘的好友、第一人稱“我”來敘述的, 按拉康的說法, 文章應該是四元結構而不是恰好與其理論對應的三元。是拉康沒有意識到敘述者嗎?可其在研討班的一開始就指出:“如果沒有在這個故事中扮演了某個角色的人物從其觀點出發對每一場景所做的敘述, 這出戲中沒有什么是可以看見可以聽見的”[14]7。因此德里達斷定, 拉康的圖式根本不是文本的圖式, 那是他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而強加于文本的。同時德里達認為精神分析也難逃干系, 因為精神分析要做的并不是要將自己的真理應用于其他文本, 特別是文學文本。而是在文本中發現自己的真理或者法則, 從而自我印證。因此德里達在《真理的供應商》中上來就寫道:“據說精神分析被發現了。當人們以為自己發現了它時, 其實是精神分析發現了自己。”[16]173

  但是德里達在批判拉康的同時, 自己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推翻了拉康的三元結構, 卻又重建了文本的“雙重對偶性”[5]7。他聲稱文中出現了三對互為幻影的人物:講述者-迪潘;大臣-其弟;大臣-迪潘。因此喬納森 (Johnson) 批評道:“如果德里達批評拉康把能指 (signifier) 強加于故事中使之成為其所指 (signified) , 那他不也是以同樣的方式把書寫 (writing) 變成被寫 (the written) 嗎?”[15]94

  拉康式的文學解讀使批評的視角不再拘泥于分析文本內容和人物性格, 這為文學批評開啟了新的轉向;但無論是拉康還是德里達, 這種試圖把原本血肉豐滿的小說抽象成隱晦符號的做法受到了眾多學者的批評。

  五、拉康之后

  到20世紀70年代末, 精神分析理論已逐漸沒落。然而, 無論拉康的理論存在著怎樣令人詬病的缺陷, 其“回到弗洛伊德”的回歸都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來重新思考無意識與文化之間乃至精神和社會之間的關系。

  (一) 拉康與文學批評

  與經典的精神分析批評把目光聚焦于文本的內容與人物作者的心理不同, 拉康式精神分析文學批評把重心集中在文本的形式和結構上。拉康之后, 肖珊娜·費爾曼 (hoshanagelman) 解讀了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 的小說《螺絲在擰緊》 (The Turn of the Screw, 1898) 。與常規文學批評探討故事情節及人物性格不同, 費爾曼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了兩場爭論上。詹姆斯的小說發表之際就曾引起廣泛的爭論。評論家們指責詹姆斯這部小說是“史上最令人絕望、最邪惡的小說, 令人作嘔”[17]96。幾十年后, 威爾遜 (Wilson) 發表了他對這則文本的“弗洛伊德式解讀”, 再次引起軒然大波, 批評界抨擊了威爾遜文章中的弗洛伊德式還原論, 威爾遜對此多次回應, 并對其文章進行了修訂。正是這兩次文壇爭論引起了費爾曼的興趣, 為什么詹姆斯的小說已經出版就引起了如此轟動, 而后又重復了這一轟動?如果是威爾遜對這則文本的分析過于離譜, 為什么那么多批評家還覺得有必要去反擊呢?同樣, 為什么威爾遜覺得有必要不斷去回應他們的批評呢?通過分析, 費爾曼指出, 《螺絲在擰緊》是一個堅持在表達的能指, 但同時它又在不斷削弱任何穩固的意義, 因為文本結構本身即在抵制一種最終確定的解釋。在文本中, 讀者有不同的選擇, 而這不同的立場均被寫進了文本里, 因此批評家和讀者也在閱讀分析的過程中被卷入了不同的立場。

  彼得·布魯克斯 (Peter Brooks) 認為精神分析與文學之間有一種直接的對應, 即精神分析中的“實在界轉移”與文學的文本性的共通[18]54。如上述“創傷”發源于實在界, 但卻在象征界發生過激反應, 這就是實在界發生的轉移, 轉移到了一個中間區域:在該區域, 來自過去的情感投注于現在, 但該區域既非過去也非現在, 既非內在也非外在, 既非虛構也非現實, 而這正是文本性的特征。因此精神分析與文學文本性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因為文學的中間區域是人為創造的文本, 讀者通過閱讀行為而介入此空間, 在文本的引導操縱下探索著自己的欲望。

  拉康認為, 某一特定文本的意義, 并不在于文本本身, 而主要在于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一種重構。拉康對于文學與文藝批評的重要性在于他不拘囿于一隅的跨學科性, 這對拓展文學批評的思維空間, 推進文藝理論的發展功不可沒。

  (二) 三界說與馬克思主義

  1964年,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 (Louis, Althusser) 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精神分析的關注[7]111。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在“誤認結構” (structure of mis-recognition) 上達成了共識。馬克思主義認為, 是誤認使一些個體創造了歷史;而對精神分析而言, 主體正是將自身誤認為了居于中心的自主自我。這兩個誤認時刻之間的關鍵樞紐, 是意識形態。但由于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興趣在社會現實的表象, 而精神分析則關注的是精神現實的表象, 并且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運作的前提是被表象者 (對象) 是先于表象而存在的, 這與精神分析的表象理論并不契合。因此阿爾都塞的批評家們認為精神分析無法像他提議的那樣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

  (三) 三界說與女性主義

  拉康對女性主義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后拉康法國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觀念體現出來[11]105。后拉康派女性主義者露西·依利加雷 (LuceIrigaray) 認為想象界是“性別化的” (sexed) , 把想象界分為男性想象界 (male imaginary) 和女性想象界 (female imaginary) , 并認為前者有關同一性、合理性與陽具中心主義, 而后者則有關多樣性、易變性與流動性。拉康曾評價依利加雷依舊是一位本質主義者[7]161, 但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瑪格麗特·惠特福德 (Margaret Whitford) 卻認為, 依利加雷把精神分析的重心從象征界轉向了改變結構本身, 重點在“缺失”或“洞隙”之外尋求讓女性獲得表象的方式[19]213。

  女性主義哲學家克里斯特娃 (Julia Kristeva) 也提出了“記號” (the semiotic) 的概念, 并“把記號看作是破壞象征界的一種手段”[1]207。因為記號是流動的, 它不斷沖擊著代表準確意義的符號, 從不斷地破壞和消滅中獲得快樂。而象征界中父權、性及社會的秩序則緊緊依賴于這些穩固的符號, 因此記號使男性與女性間的一切陷入混亂。“它是一種‘雙性’的作品———而且要打散一切嚴謹的二元對立組”[1]207。

  六、結語

  拉康無論生前身后都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有人贊譽他為“笛卡爾以來最重要的法國思想家, 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來最有創見、視野最廣的歐洲思想家”[20]。但也有強烈的批評的聲音, 如批評家霍蘭德指出拉康的理論有諸多弊病, 尤其是拉康所倚靠的重要理論支撐, 即索緒爾的語言學是“過時的、錯誤的”[21]197。霍蘭德還指出“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行為主義心理學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自主個人的概念”, 但拉康卻把這些概念全部應用到以人為核心的精神分析學中, 可謂“混淆了各個層次, 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亂”[21]194。他的批評不無道理, 但無論拉康的理論有何種弊病, 他對弗洛伊德主義的重新解讀, 對當代社會思想尤其是對后現代文化批評的發展都是功不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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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拉康于1955年清楚地區分了“小他者” (the little other) 與“大他者” (the big other) 的概念。實際上小他者不是他者, 而是自我 (ego) 的反映與投射, 即想象界中的鏡像;而大他者指根本他性, 拉康將其與語言及律法等同, 認為其無法通過認同而被同化, 因此大他者屬于象征界。
  2 Phallus, 原指生物學意義的男性性器官, 這里指欲望的對象。

    楊洪霖.拉康的“三界說”與文學批評[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03):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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