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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的社會控制理論體系及其歷史意義

時間:2019-09-20 來源:商丘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趙輝兵 本文字數:12579字

  摘    要: 現代美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愛德華·A.羅斯, 針對美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 提出了極具原創性的社會控制論。他認為,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互利共生的工業社會階段, 為了構建一個更加高效、公平與和諧的社會, 就必須要對現有的城市工業社會進行社會控制。既要充分利用以社會本能為基礎的各種無形的社會控制手段 (諸如風俗、習慣、輿論等) , 也要大膽采取基于理性的各種有形的社會控制手段 (諸如科學、法律、學校等) 。特別是要不斷完善國家的各項行政職能, 使其在社會政治改革中發揮重大作用。其社會控制論從根本上顛覆了美國建國以來古典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哲學中的重要理論預設——社會是善而政府是惡的理念, 從學理上引領了規制國家的到來。

  關鍵詞: 愛德華·A.羅斯; 工業社會; 社會控制;

  1896到1898年間, 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A.羅斯 (1866-1951) 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了若干以“社會控制”為題的相關論文, 初步提出了其極具原創性的社會控制論。1901年, 《社會控制:對秩序基石的一項勘察》 (以下簡稱《社會控制》) 的出版則標志著愛德華·A.羅斯的社會控制論的最終形成[1]7。羅斯因《社會控制》而享譽全美, 進而奠定了其美國“社會學的拓荒人與詮釋者”與進步主義改革家的地位[2]89。此后,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與興盛后, 至二戰后趨于衰落, 社會學家們甚至不再使用“社會控制”的概念, 轉而以“規范” (norms) 、“整合” (integration) 和“社會制裁” (social sanctions) 等術語取而代之[2]94。羅斯的社會控制論乃是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現代化轉型中出現的種種失序問題的理論因應, 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及其賴以維系的基礎的深刻批判, 為進步時代的美國社會立法、新的政府觀乃至現代自由主義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一、羅斯的學術生涯及其時代

  考慮到羅斯的人生歷程反映了“個人與國家的發展”[3]11, 我們有必要對其個人情況作一簡要敘述。羅斯, 1866年12月12日生于伊利諾伊州弗登市, 是農場主威廉·卡彭特·羅斯與教師瑞秋·艾爾斯沃斯之子。1874年, 他母親離世, 18個月后, 他父親也去世了。1876年秋, 艾奧瓦州馬里昂鎮的地方治安法官約翰·畢奇 (John Beach) 收養了他。畢奇一家給他提供了一個溫馨而又不失嚴苛的家庭環境[2]3-6。

  1886年, 羅斯畢業于科伊學院, 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 之后赴柏林大學學習一年, 并游歷了法國與英國 (1888至1889年間) 。隨著對赫伯特·斯賓塞與查爾斯·達爾文著作的研習, 他原有的思想理念受到了沖擊[4]87。1890年, 他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研究生, 主攻經濟學。1891年, 在理查德 T·伊萊的指導下獲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 羅斯受其老師, 如理查德·伊萊、詹姆斯·布賴斯、伍德羅·威爾遜等影響很深。他們大多關注當時美國的社會問題, 主張學術與改革相結合。此外, 萊斯特·弗蘭克·沃德的改良主義社會學對其影響亦不可小覷。1892年, 他與沃德的侄女羅莎曼德·西蒙斯結為伉儷[2]27 。

  在其早期職業生涯中, 羅斯先后擔任了印第安納大學教授 (1891至1892年間) 、美國經濟學會秘書 (1892年) 、康奈爾大學教授 (1892至1893年間) 與斯坦福大學教授 (1893至1900年間) 。在1893年以前, 他任職的是經濟學教授。不過, 在經濟學領域他感覺很不如意, 于是在進入斯坦福大學后, 在沃德等人的勸說下, 他開始轉戰社會學[4]87。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期間, 由于羅斯喜愛自由言論, 引發了一起當時著名的公共事件, 即1900年11月12日羅斯被斯坦福大學解聘1。原因是其進步主義的觀點、排外主義與平民主義的立場, 加之率直的個性惹惱了當時斯坦福大學實際控制者珍妮·萊斯羅普女士 (即斯坦福夫人, 其丈夫利蘭·斯坦福于1893年死后, 她在此后的12年里, 成為斯坦福大學的唯一理事) [5]64-100[6]419-427。她認為:“羅斯結交了舊金山的政客, 鼓動他們邪惡的激情, 在人和人——所有勞動者, 上帝眼中平等的人——之間劃分了界限, 實際上是支持社會主義最低劣、最可恥的因素……我必須承認我討厭羅斯教授參與政治事務, 我認為他不應該留在斯坦福……上帝不允許斯坦福大學支持任何種類的社會主義。”[6]423時任校長戴維·斯塔爾·喬丹應珍妮的要求開除了羅斯。這引發了一系列連鎖事件:另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喬治·艾略特·霍華德 (后來第七任美國社會學學會會長) 也主動離職以示不滿。隨后, 又有5位斯坦福大學教師辭職以示抗議2。由此, 該事件不僅引發了一場圍繞表達自由與私人利益集團控制大學的全美辯論, 也促發了一場有組織的保護終身教師 (tenured academics) 的運動[6]423。
 

羅斯的社會控制理論體系及其歷史意義
 

  1901年, 羅斯獲得了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教職。在此, 他與社會學教授喬治·艾略特·霍華德、法學教授羅斯科·龐德一起將該大學建設成為社會學的重地。在內布拉斯加期間, 羅斯出版了其名著之一《社會控制》 (1901年) ;在《種族優越觀的各種原因》 (1901年) 一文中, 他全方位探討了種族主義, 創造了“種族自殺”的概念;在《社會學基礎》 (1905年) 一書中, 羅斯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社會學理論。

  1906年, 羅斯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學的邀請, 成為該校唯一的社會學教授, 開設了大量相關的社會學課程, 發表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文章。1907年, 他將其此前發表的一些文章集結成書——《罪惡與社會》。此書獲得了當時美國以改革著稱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認可。1908年, 他出版了《社會心理學》, 力圖擴展法國社會學家加里布埃爾·塔爾德的理念。其兩部著作:《變化中的美國》 (1909年) 與《社會趨勢》 (1922年) 為后來美國社會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1914至1915年間, 羅斯任美國社會學學會第五任會長。期間, 他舉辦了不少關于表達自由的會議, 并連同羅斯科·龐德創建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1920年, 羅斯、霍華德與龐德合寫了《社會學原則》。1929年, 羅斯在威斯康星組建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系, 任系主任直至1937年退休。此外, 他為了學術研究到世界各地了解社會情況。1910年到中國, 1913至1914年到南美洲, 1917至1918年到俄國, 1924年到葡屬非洲與印度, 1929至1930年到近東、亞洲、歐洲與澳大利亞, 相繼撰寫了《變化的中國人》 (1911年) 、《巴拿馬之南》 (1915年) 、《劇變中的俄國》 (1918年) 、《墨西哥的社會革命》 (1923年) 等一系列著作[7]28。1951年, 羅斯逝世于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

  依照威廉·斯特勞斯與尼爾·豪的代際理論, 羅斯屬于美國大國周期中的使命一代 (生于1860至1882年間) , 其性格類型屬于理想主義者。其青壯年時期正好是美國歷史上的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時期。受到內戰結束以來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世俗危機的影響, 這一代人力圖改造美國社會, 乃至推動全球范圍內的改革[8]232-246。

  二、構建社會學界的《物種起源》:社會控制論的依據

  關于羅斯社會控制論的形成背景, 我們可以從兩大方面進行解讀。

  (一) 社會控制論形成的現實層面

  在羅斯看來, 在美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套精密的控制普通民眾的商業體系, 即“為了提高以租金、利潤、股息、收益、利息、薪水或獎金等形式的整個國民收入而創造的龐大無形組織, 該體系逐漸成為我們經濟體制的主宰”[5]51。他特別指出, 這個商業控制體系不宜稱之為“資本主義控制”體系, 因為“農場主或專職人員或許也有可觀的資本, 然而讓人感覺不到他們是統治階級中的成員”[5]51-52。

  這套商業控制體系在19世紀后期以來的美國日益朝著組織化、集中化、公司化方向發展。具體體現在:一方面, 企業間通過“托拉斯”或“聯合”, 組成定價同盟。這樣, 他們不僅擁有了龐大的資金, 可以獲取高額利潤, 而且還能免受彼此間你死我活的自由競爭之苦[9]99。另一方面, 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即公司的“所有者與經理不再是由同一個人擔任”。公司的所有者是由一些了解內情的大股東與眾多的小股東組成;而公司的經理則遵循效率原則, “創造了一套非凡的機制, 將其壓力無情地轉嫁給主管們”, 最終轉嫁到工人身上[10]89-90。這套機制就是每周的成本評估, 借此能夠準確地計算出每個工人生產單位產品的成本, 進而對不同工人進行比較, 解雇掉效率不高的工人。這樣, 借助這種“最貪婪、最無情與最富侵略性的管理部門”, 股東就可以將紅利中的部分收益回饋到投資者的手中[10]90。而且, 這種“賺錢至上, 罔顧道德準則與本國法律”的商業理念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 日益向政治、學校、教會、新聞業等其他領域擴散[9]104。如果這種商業理念不加以遏制的話, 它會造成諸多后果:破壞乃至耗盡自然資源;導致人力的浪費與工傷事件的頻發;以犧牲本民族的福利為代價而不斷地吸收外來移民;縱容特殊利益集團;政治腐敗;乃至會侵蝕到教育與宗教等領域[10]93-105。而這種甚囂塵上的商業理念在美國的社會中卻得到美國建國以來形成的古典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哲學 (注:人們習慣上稱其為“自由放任主義”) 與19世紀后期興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辯護。

  簡言之, 在經濟上, 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逐步讓位于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政治上, 原有的基于自然權利的限權政府的憲政體制無力應對工業化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社會上舊有的道德體系分崩離析、財富與權力上社會的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國際上馬克思主義深入人心[4]18。

  (二) 社會控制的理論依據

  考慮到19世紀后期工業主義所引發的種種失序問題, 而當時的社會政治理論在紓解這種轉型陣痛方面顯得蒼白無力, 羅斯主張, 要基于社會現實主義、實證主義與有機論, 重新審視原有的社會政治理論。第一, 他秉持社會現實主義的理念, 反對“形式主義”的傳統。他認為, 舊有的社會政治理論“采取形而上學的假設或將假定的人性作為其推理的起點”[11]14-15, 因此其理論體系必然是貧瘠無力的。這些跟不上時代發展的理論體系包括“抽象的政治經濟學、無歷史根據的法理學、先驗的倫理學和臆測的政治學”[11]15。第二, 力主實證主義的方法論, 反對各種簡單化與一元論傾向的方法論。他主張, 社會學研究必須要“從對過去文明的演繹與描述”轉向“對小規模的當代現象的歸納與解析”[2]60。第三, 能動的有機社會觀。就反對人性與人類社會的先驗論、強調社會進步而言, 羅斯與斯賓塞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是一致的。但羅斯認為, 在通向社會進步之途中, 并非千篇一律, 僅有華山一條道。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 羅斯認為, 斯賓塞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沒有考慮到社會環境這個變量與人的自主選擇能力。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適合英國那樣“僵化的社會”, 但美國學者不能盲從輕信, 簡單地照搬照抄, 畢竟美國與英國存在著很大差異。在羅斯看來, 美國不僅是一個擁有無限機會的可塑性社會, 而且, 因移民的不斷涌入與各種異質文化的持續交融等因素的刺激與鞭策, 它也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開放社會[2]69[11]45。

  鑒于原有的社會政治理論已經無力描述急劇變遷的美國, 那么如何在一個高度“進取的人群中”維持秩序呢?個人愿望相互沖突之奔騰的激流怎樣才能引入合理競爭的河道平靜地流淌[12]2-3?羅斯認為, 美國的社會學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時刻。羅斯在其自傳中寫道:“我要建構一套羅斯體系!”[5]951891年, 羅斯對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萊斯特·沃德 (Lester Ward) 說:“在黎明之際, 難道我們不需要一部美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物種起源》?”[13]364 羅斯孜孜以求地試圖找尋“將社會整合在一起的制輪楔 (linch-pins) ”[5]56, 終于“無意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社會秘密”, 即用“社會控制”這一概念來意指“所有左右個體的社會力量”[13]399。

  三、社會控制的理論體系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體系有控制對象、目的、手段、主體及原則五位一體。

  (一) 社會控制的對象

  在羅斯看來, 當時美國的工業社會就是亟須控制的對象。羅斯與19世紀后半葉的許多社會學家一樣, 都認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 而人類社會也是一個有機體。作為一個有機體, 美國正在進入到“一個更高級的組織階段”, 互利共生是其顯著特點[14]3, 37。他寫道:“在當下的生活方式中, 我們必須將許多我們的核心利益委托給他人!現在自來水管取代了我曾經的水井, 無軌電車取代了我曾經的馬車, 銀行家的保險箱取代了我的舊襪筒。警察的警棍取代了我的拳頭。我自身的判斷讓位于食品或藥品或煤氣或工廠或廉價公寓或保險公司的檢查員。”[14]3可以說, 現代工業社會的到來, 為人們帶來了諸多的福祉與便利, 然而, 各種罪惡與問題也如影隨形, 不期而至。而這些罪惡與問題與以往時代大不相同, 它們往往具有極強的隱蔽性、揮發性與客觀性。例如, 過去典型的犯罪分子往往是雞鳴狗盜、地痞流氓之輩, 而現代的犯罪分子則是衣冠楚楚、談吐風雅的紳士之流;過去的犯罪方式, 往往是明火執仗、公然搶劫, 現在的犯罪方式則是坑蒙拐騙、男盜女娼、供應污水等隱性手法;過去的受害人往往是個體, 而現在的受害者則是公共機構, 如“腐敗的黨魁謀殺的是代議制度”“選舉中的營私舞弊傷害的是選舉制度”[14]7-13。對此, 羅斯不無憂慮地指出:“我們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原有的正義已經捉襟見肘了。……信貸機構的增加, 信托關系的擴展, 工業與法律的交織, 政府與商業的交融, 董事會與檢查員的激增——盡管這些原本是有益的, 但它們也招引來了罪惡。它們打開了多少貪婪之門啊!它們讓多少寄生蟲吮吸我們啊!在新的形勢下吟誦舊的祈禱詞是多么徒勞無益啊!”[14]40 簡言之, 羅斯認為, 當下的美國工業社會是從傳統的共同體式社會中演化而來的;作為社會組織高級階段的工業社會是各種利益交織的人工聚合體, 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追逐私利的經濟人世界。而僅僅依靠舊有的社會政治理論與治理方法根本無法維護社會的公平與安全。他對工業社會本質的這一認識, 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讀解:

  一方面, 羅斯大體上接受了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迪南·滕尼斯對社會的二分法:即禮俗社會 (community, 也可譯為“共同體”“傳統社會”) 與法理社會 (civil society, 也可譯為“公民社會”“現代社會”) [2]12。滕尼斯認為, 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都是人與人結合的不同形式, 后者是從前者中分化出來的, 即禮俗社會先于法理社會而出現;前者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 而后者則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5]52;前者往往與農村生活聯系在一起, 其自然基礎是親屬關系、鄰里關系、相互提攜和幫助 (即友誼) , 而后者往往與城市聯系在一起, 其基礎是慣例與自然法[15]54-68, 108;前者強調集體第一, 后者則關注個人優先。而當時西方經濟與社會的趨勢 (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 就是“從普遍的家族經濟向普遍的商業經濟的過渡”“從占主導的農業耕作向占主導的工業的過渡” [15]112。當然, 羅斯并不是直接將其理論照搬過來, 而是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他將滕尼斯的禮俗社會等同于早期的社會組織階段, 在其中自然秩序起著主導作用;工業社會是高級的社會組織階段, 單單自然秩序是無法滿足其抑制沖突的需要了。其中, 從早期階段向高級階段的演進過程中, 社會交往發揮了重大作用。羅斯寫道:“根據推論, 進化過程的實質在于本能被取代。理智已經取代情感, 并決定社會交往的范圍和親密程度。在聯合過程中推動我們一步一步前進的力量是經濟的而不是道德的。異乎尋常的社會發展已經發生, 但不是在人類最友善的各民族中, 而是在那些充分領悟到社會交往的好處, 并十分清楚要建造一個健全的社會組織的民族中。”[12]13-14同時, 羅斯也指出:“早期的集團是自然的共同體, 文明人的聯合體是人工的社會。”[12]14 “它 (指社會秩序) 似乎是建造物, 而不是長成物。”[12]4 “我們所有社會組織的迅速增長, 一點也沒有恢復同團體一致的舒適感, 這意味著對我們來說, 社會是高聳于貪婪的自我利益浪濤之上的一件精巧的木工制品。”[12]16也就是說, 盡管羅斯相信一般的社會演進規律, 但在這一演進過程中, 傳統的社會秩序逐漸被更高級的社會秩序所取代, 社會本能被理智所取代。換句話說, 羅斯反對斯賓塞等人宿命論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而在人類行為中為“價值”與“理念”留下了空間與余地[2]71。當然, 我們不宜過多強調滕尼斯對羅斯社會控制論所產生的影響, 羅斯寫道:“這里所作的比擬盡管與滕尼斯在《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一書中作出的比擬十分類似, 但在熟悉其著作好久以前我就已經作了這一比擬。”[12]328

  另一方面, 工業社會并非是完美的, 而舊有的自然秩序無法有效維持現代的工業社會秩序。羅斯認為, 現代的社會已經從以本能為基礎的共同體中走出來, 邁向了一個各種利益錯綜糾纏的人工的、經濟人的世界。城市的發展可以說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現代社會的本質。“現代商業和工業城市, 連同它和睦的缺乏, 它的彼此冷漠, 它沒有友情結交和沒有交往的熟人, 它的共同見解的缺少, 它機械的賑濟, 它的代理的慈善機構, 它富有和貧窮的凄涼對照, 它為了個人成功而進行的不擇手段的爭斗, 它的犯罪、欺詐、剝削和寄生現象——這種奇怪的混合體恰恰是經濟人, 而不是友善人的創造物!”[12]15 面臨著各種邁入現代工業社會的權威危機與社會失序的挑戰, 傳統的自然秩序根本不足以應對現代的社會沖突與變遷, 因此, 就有必要將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個人優勢與社會優勢結合起來進行應對。

  (二) 社會控制的目的與手段

  鑒于舊有的自由放任主義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政治形勢, 那么, 就需要用“重建社會, 使其更加高效、正義與公平”[4]1。 用羅斯的話來說, 就是“所有社會控制應有利于人類福利, 這是各方面都同意的。但人類福利一詞常被理解為社會福利”[12]317。具體來說, 社會控制的首要目的是“保護個體的尊嚴與流動性”[2]99。實際上, 在社會控制中, 羅斯并沒有神化社會, 因為社會的唯一目的就是增進其個體成員的福祉。換句話說, 社會不過是所有個體的代稱而已。社會控制的另一目標就是維護一種競爭性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 每一個有才能的人都應該有出人頭地的機會[2]99-100。

  為了實現維護公共利益的目標, 形成一個更加完善、正義的社會秩序, 就必須要“管控社會變革——以便確保達成一個道德社會:其中要培育社會本能, 使自利與社會公益和諧發展。這可能有時就需要國家出面干預個人行動自由, 通過教育, 如有必要, 通過強制, 調節個人的行為符合公共利益”[4]19。具體來說, 主要通過以下兩方面來著手改革:

  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社會本能, 發揮共同體的正能量, 促進社會有機體的和諧健康發展, 進而實現從倫理層面的社會控制。這些手段主要包括人類原始的道德情感 (如憐憫、愛、友誼、恨、正義感等) 、暴眾心理、時尚、風俗、習慣、輿論等[12]1。要“借以暗示形成人類意志, 借以教育構成人類思想, 啟迪人類的判斷力, 建立光明的目標, 在人類生活的田野上豎立影響人類選擇的稻草人——這些如果進行順利的話, 社會就不會惹起反抗情緒”[12]319。

  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人類的理性, 借用集體力量 (即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組織) , 為實現某種目的而精心選擇手段, 進行社會控制, 以期彌補自然秩序之不足。換句話說, 就是社會中的有識之士要充分利用國家、科學、教育、宗教、法律等手段, “推動組織效率與控制, 進而管控經濟與社會變遷”[4]1。為此, “需要實施以下政策:社會福利措施、反壟斷立法、勞工保護、移民限制、優生控制、社會法理學、環境治理與政治集權化”[4]19。此外, 羅斯還贊成禁酒、漲工資、言論自由、建立一個類似后來的國聯或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以及專家政治等[16]15-234[12]60-168。

  (三) 社會控制的主體與原則

  那么, 應該由誰來進行社會控制呢?羅斯認為, 個人與社會是存在著一種控制與反控制的互動關系[12]63-64。 在論及社會控制的主體時, 羅斯特別肯定了國家的重要作用。在20世紀以前, 美國社會政治的傳統觀念中, 國家與政府向來被認為是一種“壞東西”, 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禍害”。例如, 托馬斯·潘恩在《常識》的開篇中就對社會與政府進行了區分, 指出:“社會是由我們的欲望產生的, 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產生的。前者使得我們能一體同心, 從而努力地增加我們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則是制止我們的惡行, 從而消極地增進我們的幸福。一個是鼓勵我們互相之間的交流, 另一個是制造差別;前一個是鼓勵者, 后一個則是懲罰者。”“社會在各種情況下都是受人歡迎的。但說到政府, 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況下, 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 而一旦碰上它最壞的時候, 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17]2既然國家與政府是“壞東西”, 因此就必須要對其加以防范。然而在羅斯看來, 國家“通過社會權力的集中、轉移和分配以至實際運用而成為一種渠道”。它因為擁有龐大的“官方統治集團和它的大批工作人員的緣故而具有‘巨大的威力', 并且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心”[12]63。也就是說, 羅斯開始更加客觀公正地肯定了國家在構建公平社會中的重大作用。考慮到財富反對共和國的問題, 即“富翁們在逐漸控制經濟時, 肯定能取得社會權力”, 因此, “我們將必須發展國家, 特別是完善它的管理方面。這包含了肯定成為社會權力中心的官僚機構的組成”[12]66。無疑, 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來說, 這是一次重大的反叛。

  不過, 對于如此規模的國家力量與社會干預, 為了維護公共利益, 羅斯也采取了相應的防范機制, 他為社會控制與干預劃了四條邊界, 避免誤入歧途。第一, 功利的原則, 即改革的收益應該要大于改革所帶來的問題。羅斯指出:“社會干預的每一增加給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帶來的利益應大于它對作為個人的人所引起的不便。”[12]318第二, 要認可古典自由主義中對自然權利維護的合理訴求。他寫道:“社會干預不應輕易激起反對自身的渴望自由的感情。”[12]319 第三, 要遵循傳統。對支持正義, 反對不義的各種基于本能的情感與傳統, 應該予以認可。“禮法、理想、準則直接生產公共福利是不夠的, 它們必須不妨害最原始的本能——偏愛——以免社會無意識地引起其天然同盟者的反對。”[12]319第四, 不要限制生存競爭, 取消自然選擇進程。不應采取“家長式的”方式, 隨意干預社會進程, 因為“當限制效率和發展所必需的競爭超過一定點時, 就會引起種族的退化”[12]322。

  四、社會控制論的歷史意義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一經問世, 就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因其優美的文筆、海量的知識與強烈的現實關懷, 羅斯與他的《社會控制》贏得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贊譽與服膺, 如時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等[2]89。1906年6月, 羅斯相繼收到了霍爾姆斯和羅斯福的贊揚信[5]99-100。

  (一) 社會控制論的積極意義

  首先, 其極具創造力與想象力的社會控制論在美國社會學思想史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就其短期的學術成就而言, 許多美國大學的社會學系都設立了有關社會控制的課程;1917年冬季召開的美國社會學學會的年會上主要探討了社會控制問題;該書的銷售記錄可與羅斯的學術聲譽并駕齊驅, 在其出版的當年, 賣出了600多冊;而到1933年則達到了18000冊[2]89-90。就其長遠的理論影響而言, 其社會控制論“不僅確立了社會學的基本準則, 而且也建立了較為恢宏的效率范式”, 進而奠定了美國現代社會學的基礎。繼羅斯的社會控制論之后, 美國法學、控制論、社會哲學等學科相繼進入該社會控制領域, 產生了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如查爾斯·霍頓·庫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 的《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 (1902年) 、弗雷德里克·埃爾摩·拉姆利 (Federick Elmore Lumley) 的《社會控制的工具》 (1925年) 、羅斯科·龐德 (Roscoe Pound) 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1942年) 、塔爾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社會行動理論與結構功能學說、艾倫·V.霍威茨 (Alan V.Horwitz) 的《社會控制的邏輯》 (1990年) 等。他對工業化和人口增長引發環境問題的探討“為后來的環境社會學提供了基本框架”。 他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現代心理學運動有重要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 他的相關著述“形塑了美國社會學, 使其進一步科學化, 有力地紓解了諸多社會問題”[3]11。

  其次, 也是最為重要的就是羅斯的社會控制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對傳統美國社會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觀念與神話的迷信。一如前文中潘恩所言, 原有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對政府 (國家) 與社會進行了二元對立的兩分:它認為政府是壞東西, 還是必然的禍害;而社會則是好東西, 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因此要鼓勵個人與社會發展, 同時要盡可能限制政府 (國家) 的行為, 尤其是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而羅斯的社會控制論中對社會中種種罪惡與弊端的針砭, 無疑打破了人們對社會是善或共善的傳統觀念, 進而顛覆了政府是惡或禍害的舊有認知;而應對或治理社會中的各種問題的途徑, 無疑就需要從政府 (國家) 中去尋找。換句話說,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深刻地剖析了工業社會存在的深層問題, 有力地駁斥了美國建國以來古典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哲學中的重要理論預設——社會是善而政府是惡, 進而為強調政府干預與福利國家的現代自由主義的到來提供了社會學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為化解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權威危機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撐[3]53。羅斯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對舊有社會政治哲學的批判工作, 他進而提出了化解工業化轉型時期美國人面臨諸多問題的應對之道。可以說,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超越了愛德華·貝拉米的烏托邦主義或亨利·喬治多于簡單的單一稅論, 擴大和深化了改革的性質”[2]96。由此, 他的控制理論就成了美國“進步主義改革家的一部行動指南”, 有助于“平衡個人自由與社會化福利、自由與權威、進步與秩序、競爭與規制、道德與功利之間內在沖突與緊張”[2]99。

  第三, 其社會控制論促進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筑。在羅斯社會控制論的基礎上, 我國近代社會學學者吳澤霖在1930年出版了《社會約制》一書, 明晰了社會控制的定義, 進一步探討了社會控制的意義、工具、方法與組織等問題[18]。

  第四, 對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言,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有助于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工業社會的復雜性與艱巨性;他所主張的要善于借助人類的非理性因素來弘揚社會正能量的理念, 對于當代中國夢之營造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治理工業社會弊端的具體措施, 如推進社會福利、反壟斷立法、保護勞工立法等, 對處于大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 亦不無可借鑒之處。

  (二) 社會控制論的消極方面與內在缺陷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 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前后連貫的社會控制的定義, 由此造成該概念過于寬泛化與模糊化的問題。例如, 涂爾干的弟子喬治斯·古維契 (Georges Gurvitch) 指出, 羅斯的社會控制概念前后不一, 有時指神經心理學意義上的社會施加于個人的限制, 有時則指維系社會穩定的價值觀[2]91。

  第二, 盡管羅斯一再標榜客觀與實證, 但其社會控制論主要是一種定性分析, 而非定量的實證研究。羅斯在強調社會控制的依據、目的、手段、主體與原則的同時, 并沒有規定一個社會控制的幅度, 即是否存在著一個社會干預的臨界點問題[3]165-167。與此同時, 社會學家威廉·諾伯 (William Knob) 認為, 盡管羅斯提出了社會控制的機制, 但他未能給出實現這些社會機制的可行性途徑[2]92。

  第三, 羅斯社會控制論帶有的強烈種族主義與平民主義傾向, 由此引發的是他一直以來標榜的其控制理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問題。對此, 他的精神導師萊斯特·沃德曾警告他不要過于迷信自由銀幣運動在“扼制金錢力量”中所能發揮的作用[13]363。

  第四, 也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羅斯的社會控制論盡管論述了國家或政府應該在社會轉型當中發揮重大作用, 但他未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祭出規制國家或行政國家的大旗, 而是拋出了相對溫和的社會控制論。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存在的美中不足之處, 既與其早年不幸的生活經歷有關, 也受制于其時代背景。可以說, 其童年時代的人生經歷鑄就了其平民主義精神;而其后來的學術訓練, 又鍛造了其進步主義的品格。然而, 平民主義往往難免帶有排外主義的色彩, 而進步主義往往暗含種族主義的傾向[19]231。這也造就了羅斯的多重人格, 以致后來學者對其評價往往帶有矛盾性:即他集平民主義、進步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的矛盾性質于一身。

  不論如何, 羅斯的社會控制論從根本上顛覆了美國建國以來古典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哲學中的重要理論預設——社會是善而政府是惡的理念, 為現代自由主義鋪平了道路, 從學理上引領了規制國家的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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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吳澤霖.社會約制[M].上海:世界書局, 1930.
  [19]趙輝兵.美國進步主義政治思潮與實踐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注釋

  1 對于羅斯被解聘的原因, 其本人在其回憶錄《彈指一揮七十年:自傳》 (Seventy Years of it:An Autobiography) 中專門提及, 勞倫斯·R.維賽、詹姆斯·C.摩爾 (James C.Mohr) 等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該事件。羅斯自己認為, 得罪萊斯羅普的主要原因是緣于兩次演講:1900年5月, 在舊金山的一次演講中, 他抨擊了美國持續不斷地從東方輸入勞工的政策 (而斯坦福家族參與了聯合太平洋鐵路的修建, 該鐵路的修建使用了大量的華工) ;而在同年4月份的一次演講中, 提到市政國有化是大勢所趨。此外, 在189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 羅斯持平民主義立場, 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詹寧斯·布萊恩的自由銀幣政策。據說, 萊斯羅普代表的是特殊利益集團, 尤其是東部金融家的利益。以上種種促成了羅斯的被解聘。參見:Edward Alsworth Ross, Seventy Years of it: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London:D.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6, pp.64-100;James C.Mohr, “Academic Turmoil and Public Opinion:The Ross Case at Stanford, ” pp.39-42; (美) 勞倫斯·維賽著, 欒鸞譯, 《美國現代大學的崛起》,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第419-427頁。
  2 不無反諷的是:當時的平民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 為了本民族的利益, 大多對美國的華工持本土主義的排外立場;而被羅斯等人視為特殊利益集團代表的珍妮·萊斯羅普卻對華工持較為開明的態度。由此可見, 當時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夾雜在一起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容小覷。

    趙輝兵.愛德華·羅斯的社會控制論新探[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9,35(08):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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